行雲流水帳

這幾年因為工作關係，常有機會到大學演講，介紹台灣的移民工媒體，推廣理念也順便宣傳。然而，我逐漸發現，聽眾裡除了一般台灣人，還有不少隱形的二代新台灣之子，他們通常不願公開表態身分，而是私下告訴我，他們在台灣社會遭遇過的歧視對待，有些故事會成為我下一場演講的題材，於是，我像一個滾雪球故事收集器，不停地說、不停地聽，不斷地思考，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麼？

那天演講結束後，幾個學生來問問題，斯文男孩是最後一個，教室的人都走光了。

他說：「老師，妳的演講對我很有啟發。」

我笑著問他：「啟發了什麼？」

他說：「我媽媽是大陸人，剛剛看到台灣這麼多外配的處境，想到我媽媽……」他的眼眶有點濕濕的，他的媽媽來自中國，和父親自由戀愛結婚，在台灣生活多年，長年承受社會和家族歧視。

他說，即使媽媽照顧了全家人，爺奶叔伯仍看不起她；擁有中國大學學歷不被承認，媽媽認命地讀完空大、靠著自己開了補習班，已能獨當一面，卻改變不了被貼標籤的現實。

說著說著，他突然掉下眼淚，一發不可收拾，成串眼淚不停滑落，他一邊對我說抱歉，一邊用手背抹眼淚，我也手足無措。此時，清潔阿姨進入教室，發現哭泣的男孩和尷尬的我，她也有點尷尬，走了出去。

我本來以為，是不是男孩的媽媽怎麼了？其實沒有，媽媽很好，只是男孩在別人的故事裡看到媽媽的辛酸，一時悲從中來。他還記得，當小學老師發現媽媽的身分時，曾說過一句：「噢，你媽媽是共匪啊～」

「老師不是知識份子嗎？老師可以這樣給別人貼標籤嗎？」事隔十多年，他還記得小學老師的那句話，讓他受傷至今。
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他：「哭一哭沒關係，你現在知道老師也會犯錯，以後遇到老師亂講話，不要太在意，有辦法就頂回去吧，老師也需要教育！」

男孩的媽媽能從一個大學學歷不被承認的外配，一路靠自己在台灣念書考試，進補習班教英文，甚至自立門戶成為補習班老闆，還能自我解嘲：「我這人沒什麼長處，就是會念書！」這樣的媽媽，多麼不容易！但即使如此，媽媽在家族裡還是得忍受冷言冷語，他很為媽媽不平。

我看著他的眼睛，對他說：「我覺得你的媽媽很了不起，她的獨立自主和自強不息，創造了自己的人生，請你告訴她，我非常佩服她的毅力！」

男孩一邊抱歉自己的失態，破涕為笑，他抹乾眼淚，眼神清澈水亮，我覺得，我也被他的眼淚洗滌了。

上禮拜，一位男學生向我承諾要為文盲做一份報紙。當我滿心期待地踏入鬧哄哄的教室，想看看他們的傑作時，他卻兩手一攤：「我沒有印出來耶？」

嗄？喂，你這個甜言蜜語的傢伙，讓我對你充滿期待，卻說你沒印出來？我心裡碎碎念，大概看我臉色不對，他馬上接著說：「可是我有秘密武器噢～」「甚麼秘密武器？」「妳等下看我們報告就知道了！」他打算賣關子，故意選擇第四組報告，讓別組先上台。

終於輪到他們報告時，他侃侃而談：決定做這份文盲報，是因為受到電影「為愛朗讀」的影響，小組成員討論、訪問了一些不識字的親友後，得出的結論是：聲音是最好的媒介。他們嘗試各種媒體界面，發現人們很依賴文字吸收資訊，如果遮住電視新聞的字幕，很多識字的人也常「看」不懂新聞內容。

不識字的人更依賴聲音和影像，於是他們決定以新聞圖片編輯成「畫報」，在圖片上編碼，讓文盲看著圖片和數字，選擇想知道的新聞，然後「聽新聞」。

他拿出「秘密武器」─光碟，裡面是他們按照圖片編碼，自己上網找新聞改寫錄製的聲音檔。「未來，只要任何一個隨身碟就能下載新聞圖片聲音檔，文盲也可以資訊無落差。」報告結束時，台下響起陣陣掌聲。

沒有人質疑，文盲要怎麼打開電腦放光碟？不過，如果是介面改成電子紙，也許真的可行。

顯然對這一代「電腦原住民」來說，電腦就跟空氣一樣，不覺得讓文盲用電腦看新聞有甚麼古怪，反正只是看不懂「字」，卻沒體察到科技落差。

雖然如此，他們的創意作業仍瑕不掩瑜，但當我提出「動新聞豈不是更適合文盲？」時，學生卻反對：「那太暴力色情了啦～」我說，動新聞的形式和內容可以分開談，用動畫來報導土石流、沙塵暴、介紹動植物生長、天文新知，會比現在的報導更有品質吧。

其他學生們對「資訊弱勢族群」的辦報作品還包括：遊民、肢障者、老人、外籍配偶、外籍勞工（我沒有提示噢～）、僑生、寵物（應該是養寵物的飼主）、還有新手媽媽。樸拙的作品雖然不夠專業，卻很有誠意。對我來說，專業可以訓練，但誠意需要發自內心，我很高興認識這些善良的心靈。

站在教室後方，看著台上的學生或害羞靦腆或活潑搞笑解釋小組的辦報理念，彷彿看到很多年前的自己，有一種了然於心。忽忽想起，當年的老師，不知在台下想著甚麼樣的心事呢？

醫學生吃雞腿的新聞餘波盪漾，到底大學生上課應該是什麼樣子？老師又該怎麼教才不會讓學生感到無聊？吃泡麵是不是等於學習態度不佳？萬一學生就是很餓又不能吃而血糖過低昏倒或根本無腦上課，到底老師該怎麼拿捏？

昨天參加一場國際閱讀教育研討會，中午用餐時，席間有人談起「搶救男孩大作戰」，因為一項調查顯示男生不愛閱讀，比例是女生的兩倍，各種國內外的調查都直指：在目前的紙筆測驗和傳統教學模式下，女生比較容易拿高分，男生則會被視為搗蛋不認真。她們討論，是不是該改變教學策略，對男生和女生採取不同的測驗方式？

教了幾年書，常會覺得落入一種專業的迷思：一定要這樣教嗎？難道不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試試看？老實說，我也常覺得女生的表現比較好，她們細心又認真，寫字漂亮工整又不會老是記錯交作業的時間，但是男生怎麼辦呢？他們老是處在下風，越挫折越不想努力，一個班已經沒幾個男生了，要是再被二一，那班上的啦啦隊誰來擋呢？

我想起上個禮拜的結束前交代的課堂作業，讓學生分組討論下周要交的報紙，在8項傳播技能中，「新聞技能」的核心是採訪寫作和版面設計，驗收的方式就是做一份報紙。

讓學生做一份報紙並不難，難的是要做什麼？做給誰看？之前為了不增加難度，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能使用任何排版軟體或手工貼版，做出一份符合格式的報紙，選擇任何主題都可以。然而，除了少數的驚喜之外，多數都是「時尚」、「旅遊」、「美食」、「美容美體」、「體育」這類常見的議題。

比較賊的學生還會跟爸媽說因為是老師規定，所以要去考察高級餐廳（的確有人喜孜孜地告訴我，Ａ了一筆零用錢。）還有人說要去環島做一份台灣最美沙灘的調查報導。可是看久了，感覺這些題目缺乏創新，改作業時都覺得是在自我懲罰。

這學期，我想到一個新題目，要求學生針對台灣不同的族群「辦報」。決定題目之前先討論，請大家提出自己的媒體觀察，哪些資訊氾濫？哪些是置入性行銷？那些資訊是片面報導？有哪些需要的資訊卻缺乏報導？

運作幾輪下來，學生的反應都不錯，有人想做老人報，因為發現自己的爺爺奶奶眼睛不好，一般報紙字太小，他們把內文放大到20級，讓老人家輕鬆看報。有人想到原住民，八八水災後救災資訊很混亂，部落被隔離安置在不同的地方，需要一份通訊整合大家的消息。有人想辦兒童報，因為覺得只有一份國語日報很可憐，兒童也需要多元選擇。

上禮拜，我聽到一個很驚艷的創意──「文盲報」，一個男學生說，他的阿嬤是文盲，一輩子都對這事耿耿於懷，他想辦一份給阿嬤看的報紙。
「還不識字的小孩、外勞、外籍配偶都可以看啊，大家都看不懂字嘛～」
「那要怎麼做？文盲怎麼看報紙？」我問他，他看著我，苦惱地皺起眉頭，然後吸了一口氣做出承諾：「我一定會想到辦法的，老師下禮拜就知道了！」

我很期待下禮拜。

上越文課時，認識了隔壁西班牙文課的一個小男生，今年12歲，小學剛剛畢業的他，居然學過六種外國語：日文、德文、法文、阿拉伯文、俄羅斯文、西班牙文，當然，他還會中文與英文。

有沒有這麼厲害？台灣的小孩壓力有沒有這麼大？
「你爸媽希望你將來考外交官嗎？」
「也是自己要有興趣啦～」

他說話很快、反應靈敏，是個聰明靈光的小孩，他說，學這麼多種語文，其實是因為他想學的語文常常因為人數過少「開不成課」，所以他一直在各種語文課之間「流浪」。

他細數：一二年級學英文；四年級開始學俄羅斯語，學了八九個月，人數不足停課；日語學了八期（一期8周）；西班牙語學了七期；德語、阿拉伯文太難人數不足。

目前仍保持學習的是法文（周三晚上6：30-9：30）、日文（周六下午2：00-5：00）、西班牙文（周六下午6：30-9：30）

學過這麼多種語文，他對語文學習挺有心得：

心得一：不管學什麼語文，母語一定要好，否則上課會聽不懂。

心得二：要進行跨語文學習，英文能力是基本，因為語系間有些共同字源，所以英文學好，可以觸類旁通，比較容易進入狀況。

心得三：阿拉伯文很難，跟毛毛蟲一樣，少一個點就差很多，挫折忍受力不夠的人切莫輕易嘗試。

心得三：和大人一起上課，老師比較認真，但大人不太能忍受挫折，容易放棄（課就開不成了）；和小孩一起上課很開心，可是老師進度會比較慢，因為小孩太聒噪，要管秩序。

本來，我每個禮拜才上一堂越南文就覺得自己挺上進，神童讓我看見「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」，而且他還學過速讀，他覺得速讀的確有助於閱讀，負面效果是讓他平常在學校上課很無聊，因為學校老師教得太簡單，他只得利用課餘繼續上課，否則「整天放鬆會變笨」。

神童的應對很老成，他的同學都對他相當佩服，覺得「這個小孩不得了」。可是我總覺得有點什麼不對，他的空白時間完全填滿了這些語文課程，他原本該有的無聊發呆的童年時光，是不是可惜了呢？

「都和大人在一起，不無聊嗎？」我偷偷問他。「各有各的好囉！」他聳聳肩，答得很漂亮，不得罪對面的「老人」。我覺得他真窩心，比起那些會說：「30歲就很老了」的天真大學生，他的應對進退社會化程度實在超標。

聊到後來，我才知道，神童之所以會有這麼「充實」的外國語文課，因為父母都是台商，長年待在中國，半年回台一次，他和哥哥由祖父母隔代教養，本來哥哥也跟他一樣排滿課程，但哥哥受不了這種學習方式，所以沒有繼續。

原來，神童的學習動力與寂寞有關，父母不在身邊，用大量的金錢與課程把孩子圈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，不斷學習，趕走孤獨，也是一種在不得已情況下，父母所能想到愛的方式吧～

歲末年終，開始清理假期，發現還有十幾天假休不完，休不完，就留到明年吧。對於勞基法保障的勞工而言，假期會隨著年資不斷增加，加上周休二日，國定假日，一年超過1／3都是假日。然而，我們很難想像，在台灣，有一群人居然全年無休，24小時待命，只為微薄的15840基本工資。

12月9日台北街頭有一場「我要休假大遊行」，上千名在台移工與國際移工友好團體在東區的SOGO百貨前集結出發，浩浩蕩蕩的隊伍走向國父紀念館，沿途呼口號：「我要休假」、「I want my days off」中文英文越文印尼文多語齊發，為十幾萬無法休假的移工爭取她們基本的人權。

遊行前3天，主辦單位舉行了一場「全球化與移工／民人權國際研討會」，最後一天的高潮就是街頭遊行，有學有術，實踐基層，這種安排真有創意。

天氣很棒，燦爛陽光彷彿是為了配合遊行而來。

百貨公司正在週年慶，東區人潮洶湧，這群綁著黃布條的遊行群眾引來不少側目。不少行人停下手邊的購物，駐足街邊聽著這些充滿異國腔調的呼喊，正在享受假期購物餘暇的他們，不少人帶著家裡的幫傭，幫傭抱著小孩或推車，貴婦提著血拚戰利品，所謂的餘暇，難道不是所有人都應該擁有？我看見一些正在工作的移工們露出羨慕的眼神，對遊行的人們微笑。

走得不能再熟了的忠孝東路四段，這回走得最心酸，卻也最感動。



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的移工們難得有機會上台北，走街頭讓大家都很high


雇主不給她們休假，但她們還是偷偷地來了，帶著照顧的老人，小心地閃躲媒體，打算等一下混入遊行隊伍，感受一下自由的空氣。


大家都愛101，越南國服隊伍也是。


阿清特別穿上越南國服來參加遊行，要我一定得把遊行群眾拍進去。


遊行群眾在長長的布條上留下姓名與掌印，要把心聲送進勞委會。


最後的高潮，工作人員大喊，我們也要休假，是的，人人都需要休假。

相簿裡還有其他的照片噢~

秋天是欒樹開花的季節，而我總是先看到地上的落英，才會記得抬頭看看美麗的樹。

阿土到同學家玩Wii，一起打保齡球的時候，丟了一個全倒，旁邊的小女生心心見狀突然哭了起來，對著媽媽說：「我輸了，我輸了！」阿土見狀，趕緊安慰小女生：「那贏給妳、輸給我，好不好？」阿土只有四歲半，旁人都驚訝於他的大氣和成熟。不過，他媽媽小蜜蜂擔心，阿土這種態度，將來可能會沒有競爭力。

聽到這個故事，讓我對阿土產生興趣，小蜜蜂說，其實阿土是上學後才開始變得懂事的，這些都得歸功於學校。這個學校沒有考試、不講排名，鼓勵每個小孩發展自己的能力「和自己比」，而且每天也沒有什麼課程，就是去「工作」，每天決定自己要做什麼，堆積木、玩黏土，或是看書，獨立完成自己的「工作」。

沿著擾攘的天母西路，我們穿入一條綠蔭小徑，走過一棟棟獨立的透天別墅，路的盡頭是一所幼兒園，我第一次親眼見識所謂的蒙特梭利教學。想像中，這所學費高昂的幼兒園裝潢豪華別緻，有修剪整齊的草皮和華麗的玩具設施，打扮貴氣時尚的媽媽們拎著香奈兒來接小孩。

不過，我想太多了。

小蜜蜂指著自己身上的polo衫迷你短褲：「妳看我穿成這樣，拿著香奈兒會是什麼德性？」果然，我看見眼前一座灰色大房子，外面有草皮沒錯，不過更大片的面積是沙坑，一堆學齡前的小孩在沙堆上奔跑歡笑，媽媽們彼此聊天打招呼。

我們上樓去接阿土，所有小孩都必須由家長來親領，才可以離開教室，傍晚五點多，教室裡只剩下阿土和一位小女生，兩人正在閱讀昆蟲圖鑑，討論誰看過真正的昆蟲實體。助理老師在一邊掃地，準備下班。

阿土看見媽媽來了，很高興，小蜜蜂說：「阿姨要來我們家玩。」阿土衝著我笑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可是我房間有點亂耶！」啊，我聽了差點沒笑出來，小蜜蜂機會教育：「所以平常就要把房間收好啊。」

小蜜蜂和老師聊天，我到沙坑看小孩玩。阿土想玩盪鞦韆，可是已經客滿了，阿土看著鞦韆上的小孩，開始數數：「1、2、3…20」，鞦韆上的孩子沒停下來，阿土說：「我已經數到20了。」那個孩子說：「我們又沒有約定。」於是，阿土又數了一回，那孩子還是沒打算讓出鞦韆。我覺得阿土很委屈，正想幫腔，阿土突然跑回老師身邊，向老師投訴。

阿土：「老師，我剛剛已經數了二次20，可是他還是不下來怎麼辦？」
老師看了一眼鞦韆上孩子，說：「你告訴他你想玩鞦韆了嗎？」
阿土：「有。」
老師：「那他怎麼說？」
阿土：「他說又沒有約定。」
老師：「那你現在去告訴他，重新約定。」
阿土：「老師你去跟他說好不好？」
老師：「是你想玩鞦韆，又不是我，所以你去跟他說。」

阿土看了看媽媽和老師，點點頭，又跑回去。這回，我沒跟去。我遠遠地看著阿土上前與那個孩子「協商」，然後，可愛的阿土又數了20，之後，小男生跳下鞦韆，阿土終於如願以償坐上鞦韆。

我很有感觸，這個學校對待孩子的方式很成熟，他們讓一個四歲大的孩子自己處理衝突，制定規則，要求所有人都必須遵守規則。不管是四歲的小孩對上六歲的孩子，還是三歲的小孩，大家都可以輪流共享鞦韆至少20秒，等到下一位排隊者出現，就得把位子讓出來。

怪不得小蜜蜂這麼愛這所學校，因為阿土將在這裡學會了與別人協商、處理衝突的方法，他將學會講道理而不是憑力氣，或是依靠「關說」，他得自己去面對所有人生可能遭遇的難關，雖然他才四歲，不過這種訓練，永遠不嫌早。

蒲公英外省女性寫作班的書封

去年春天，接到學長永鴻的電話，問我有沒有空，擔任一個短期寫作班的老師，「妳不是在社區大學教了很多年新聞寫作嗎？這是一個以外省婆婆媽媽為主的寫作班，希望引導她們書寫屬於女性族群經驗，很有意義噢！」

聽起來很有意義，只是我從來沒帶過「寫作班」。我帶過編採營、社區新聞社團、在大學教採訪寫作和新聞編輯，從新聞寫作跨界到族群書寫，和我的領域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，新聞講究逼近真實，文學強調抒情達意，我沒把握能順利轉換角色與思考，然而箭在弦上，寫作班即將開課，我在半推半就之下，誠惶誠恐地成為「蒲公英外省女性寫作班」的老師。

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外省台灣女人，各自擁有迥異的背景與故事，聽她們說故事、寫故事，讓我彷彿走進那個烽火戰亂大時代。她們所親身經歷的昔日種種，因為染上一層時間的光暈，愉快的記憶更加繽紛甜美，常常全班笑得不可抑遏；而苦難與悲傷也更為深刻、更具感染力，一群老少女子往往淚眼相對：

我記得，溫州千金大小姐少萼逃難到台灣成為公務員，躲過二二八，全靠台灣籍同事的襄助。新婚少婦友華搭上最後一班離開中國的船，只差一點，就和丈夫天涯永隔。明月流利的國台語雙聲帶，說起眷村故事，唱作俱佳有如說書，總能博得眾人讚嘆。

我記得，廣東籍秀英的迷你裙和她的故事一樣動人。父親早逝，生死相挺的同袍成為視她如己出的繼父，活潑女孩和沉默繼父的互動，有如台灣版的「背影」；出身鹿港大家庭的美芳嫁作外省媳婦的文化衝擊，讓她十分慶幸自己嫁給外省人；江蘇美女秀庸雲淡風輕地說起苦難過往，看似嬌柔的她面對人生風浪並不退縮，勇敢的抉擇更讓人佩服。

看起來總是酷酷的金曼玲充滿神秘感，不管說故事、寫文章都有種魔幻寫實的魅力，讓人半信半疑卻又忍不住追問：「後來呢？」開朗活潑的孔依慧有種軍人子弟的豪氣，最愛自爆眷村童年糗事，再辛酸的故事被她一說，也能即刻蒙上歡樂色彩，她的正面思考，總能帶給身邊人更多力量。

說起來，我能做的實在很少，她們每一位的生命風景都如此精采，我不過是著迷的聽眾，每個星期期待這個寫作聚會，透過課堂寫作的遊戲與練習，旁敲側擊，想偷偷挖出大家心底的精采故事，鼓勵她們化成文字，為自己，也為家人留下一些紀錄。

沒想到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這群寫作班的同學不僅在課堂中書寫生命，分享彼此生命中的悲喜故事，更在課程結束後，受到出版社邀約，計畫將作品集結成書，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驚喜。更令人開心的是，這群同學不因寫作班告一段落而結束定期的寫作聚會，她們說：「故事沒完呢，我們還要繼續寫下去。」

陳映真說：「報導文學姓文不姓新」

什麼是報導文學？
誰在說╱怎麼說？

在八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，發表過「文學來自社會、反映社會」、「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」等文章，被譽為「鄉土文學的一面旗幟」的陳映真，面對台灣文學界對於報導文學莫衷一是、千差萬別的說法，下了一個清楚的定義：「報導文學姓文，不姓新」。

是報導還是文學？

陳映真解釋，報導文學屬於一種特殊文體。與純文學創作的差異在於文學中充滿虛構的情節、人物、背景及充滿象徵隱喻，但是報導文學的題材來自於生活，卻高於生活。

「報導文學不得越出現實的界線，其力量來自於被湮沒的真實生活。」強調真實，卻能以文學的筆法寫就，是報導文學的要求，也是它之所以不同於強調客觀中立的新聞寫作的原因。

「只寫真實的人、事，報導文學不作興賣弄技巧，而是強調來自生活本身的飽滿度，從平凡小人物的生活當中，追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。」他舉死囚湯英伸的故事為例，一個鄒族青年下山找頭路，受到職業介紹所與老闆的剝削，因憤怒而釀成洗衣店老闆一家三口滅門血案，一個普通原住民孩子誤入歧途的遭遇，背後所凸顯的社會結構、文化差異以及族群問題，呈現出飽滿的張力。陳映真認為，這樣的報導文學，就是走向人民、生活以及現實的文學。

報導文學怎麼寫？「六分跑、三分想、一分寫」

雖然陳映真強調報導文學不作興堆砌的文字與寫作的技巧，但提到如何磨練寫作技巧，他的建議是大量閱讀。經由科學的精神，大量閱讀文獻、筆記、檔案，並且帶著問題意識進行訪談。「群眾與生活的現場是最深刻的老師，閱讀經典的文學作品，鍛鍊文字的運用、場景的鋪陳及人物的刻劃。」他認為，文字的運用來自於對人物、事件的理解與同理心。

此外，陳映真解釋報導文學的「傾向性」，在於有一定的立場、傾向、觀點並且毫不猶疑地反映自己的觀點，為避免個人經驗過於狹隘，應以調查的資料來佐證傾向性。並能掌握正反兩面的充足資料、掌握事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，平衡傾向性與客觀公正性的統一。

報導文學特別強調「六分跑」，報導者要取得最真實的資料，必得透過親身體驗。陳映真說：「不要成為一個社會學者，但要在工作中培養豐富的人文素養、掌握問題的本質。」他也認為報導文學不能只是蹲在房間裡打電話，一個好的報導文學寫作者，得到人民生活的現場，了解群眾的語言、思想和情感，藉由體會生活的本質，進而找出矛盾的性質，透過生活的粗糙洗禮與細緻體驗，培養敏銳的觀察力，用以寫事、寫人，將人與事進行有機的連結。

看過基諾李維主演的駭客任務嗎?在那樣一個用腦袋打架、用輸入程式學習開直昇機的時代，對於頭腦簡單、四體不勤的人而言，是一個值得期待的美好未來。雖然，這樣的美好年代，在我生存的歲月中，是尚無可能實現的烏扥邦。

還好，透過世紀帝國，讓我得以預先練習未來時代的學習模式，並且，在一場場逼真寫實的生存競爭中，即便兵敗如山倒、甚至被敵軍消滅到剩下一個伐木工人，我依然有機會少康中興，只要那一脈微小的人煙不死絕，隨時有機會反攻復國，甚至建立世界奇蹟，贏得最後勝利。

世紀帝國不只是簡單的網路連線遊戲，它模擬真實世界的地形、人種特色、戰術、甚至遊戲者對於各色人種的歷史文化都必須有一定程度的認識，否則難以完整掌控遊戲的局面，更遑論享受遊戲的樂趣。和其他網路遊戲不同的是，世紀帝國讓遊戲者成為掌控大局的帝王，滿足了每一個人心底最深處的掌控慾望，讓人在遊戲的過程中，產生了人機一體的奇異快感。

這種人機一體的快感，和其他純粹打鬥或是不事生產就會得到資源的遊戲不同，在世紀帝國的一般模式中，遊戲者必須白手起家，從最基本的人口數與資源開始發展，一步一腳印、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穫地慢慢累積資源，建造國家，軍隊，甚至研發不同的武器與兵種搭配，並且根據敵對國家的人種，進行最適當的武力調配，才能免於勞民傷財又吃敗仗。

往往，一場世紀帝國遊戲進行下來，等到最後大勢底定之際，會讓人有種不之今夕是何夕之感，彷如南柯一夢，雖然只過了二、三個小時，但是當中卻歷經了出生、發展、戰爭、死亡，等等波折起伏，感覺像是過了一輩子。

我在世紀帝國這個虛擬世界裡感受到真實人生的面貌，也在真實人生中體悟到遊戲設計的靈感，發現原來人生如戲就是這麼一回事啊!當網路連線遊戲努力仿製真實世界的面貌，創造規則、衝突、合作的可能性時；在真實世界中，不也正熱熱烈烈地學習遊戲的精神，製造更多的對立與衝突、合作與協商、搶奪資源，兩種不同的世界觀，背後的精神卻如此一致。

讓人想到四海一家的廣告，不管在東歐修道院的修女、東南亞的水上人家、或是中南美洲種咖啡豆的農民，都可以透過電腦而無遠弗屆。有沒有可能，有一天，世界大戰就讓各國領袖上網連線對戰，只消幾條寬頻網路與液晶螢幕電腦，即可確立世界局勢，不需要耗費大量人力、物力，可以節省更多資源與腦力，進行建構烏扥邦的世界，豈不美哉?

既然人生如戲，那麼，遊戲人生也沒有什麼不對囉!

對於人類學家，你有什麼想像？多數人對於他們的印象，總不脫帶著浪漫的眼光，以救世主般的姿態進入蠻荒，與天真純樸的土著們一起生活，了解他們神秘而未知的世界，並將鮮為人知的冒險傳奇故事帶回人間。

然而，這些故事(或說是研究結果)，到底是真實存在的事實，還是由人類學家詮釋的真實？由於田野研究多半位處偏遠、人跡罕至(所以才有研究價值)，因此那些深入蠻荒、冒險犯難的故事，鮮少受到質疑或挑戰，樹立了所謂的權威地位，而這些權威的人類學，也成為難以檢證的神話。

揭開田野研究的神秘面紗

「天真的人類學家-小泥屋筆記」的作者奈吉爾.巴利(Nigel Barley)十多年前寫這本書的時候，一定有許多人期待這樣的內容，然而，作者卻採用另一種觀察的角度，看待他的田野研究，並且行之於文。

沒有聱口頡牙的學術用語與晦澀難懂的人類學理論，這本田野工作的通俗作品紀錄了一個天真的人類學家，初次進入非洲喀麥隆某個不知名村落，進行田野研究的過程。對於田野調查背後的神秘面貌，他在書中的描述令人拍案叫絕。

英國的學術生涯奠基於幾個經不起研究的假設。首先，如果你是優秀學生，便會成為不錯的研究者。第二，如果你的研究做得不錯，書就鐵定教得不壞。第三，如果你善於教書，便會渴望去做田野調查。上述關聯通通不成立，優秀的學生有時研究成果可怕。學術表現傑出、名字經常出現在專業期刊的研究者，有時教起書來愚蠢乏味到讓學生以腳投票，像非洲艷陽下的晨露般消失無蹤。

在人類學系教了幾年正統學說的巴利覺得缺乏學術成就，於是他想起他的老師，那些曾經深入田野進行研究的老教授，在講課遇到瓶頸時，隨手深進裝滿民族軼事的破布袋，炮製出一些曲折複雜的故事，馬上可以讓學生靜下來，投以敬畏的眼光。

作為一個人類學者，進入田野進行調查彷彿成為一道洗禮過程，那些在田野中發生的一切雞毛蒜皮的小事情，經過記憶的去蕪存菁、選擇性記憶與遺忘的篩選，往往都會成為震驚文明世界的偉大發現，這樣的嚮往之下，巴利決定著手進行田野研究，並開始尋找經費與地點。

進入田野的第一步

尋找地點也有訣竅：政治環境太過惡劣的國家，刪除；語言系統太過複雜的國家，刪除；獨裁統治的國家，刪除；疾病叢生的國家，刪除；如此尋覓的結果，巴利選擇了北喀麥隆一個被忽略的山地民族—多瓦悠(Dowayo)。自此開始他的田野研究，雖然直到他出發前，他還不清楚這個民族到底長得是圓是扁，一切才剛剛開始。

認識當地的傳教士是第一步，雖然傳統人類學家諄諄教誨年輕人類學家不該待在教會的陽台，應該走進部落做研究，然而巴利卻發現，傳教士不完全都是猖獗的文化帝國主義者，傳教士對當地語言、文化、翻譯的研究，以及日常生活的支援，對於初來乍到的人類學家而言，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協助。

研究助理是研究的支柱

田野研究最重要的不是研究題目，而是研究助理。這個在傳統偉大的田野作品中極少出現的人物，其實對研究者而言是進入田野的鑰匙。透過懂得英文的多瓦悠助理，巴利才得以真正了解多瓦悠的語言與文化，當然，田野中的研究者與助理的關係，相較於已開發國家的學術界所理解的教授與助理關係相當不同，巴利的助理有如他的貼身保鑣、翻譯、廚師、徒弟以及管家，但在某種程度上，巴利也必須負責助理的一切所需，包括他的食衣住行以及在部落中的尊嚴。

有了助理的穿針引線，田野工作還不算正式開始，所有研究前的瑣碎事務與行政流程，在在影響了研究的進度，處理這一切讓人頭痛的必要手續的過程，足以寫一本厚厚的「田野調查不可不知」的教戰手冊。當然，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辛酸血淚，也證明了田野調查的困難度，果然非常人所能忍受。

本書揭露的最重要的事實是：真正接觸到多瓦悠人的巴利發現，土著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，天真而純樸、懂得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存，擁有文明世界少見的深刻生態智慧。巴利遇見的土著們，有些經常對他亂開玩笑、有些說話前後矛盾、有些人老愛佔他便宜、甚至有人怪他的研究工具中為什麼沒有獵槍，方便多打一些獵物……。

探索研究對象的過程中，巴利逐漸進入田野的生活脈絡，了解真正的多瓦悠的文化，絕對不是他幾個月的研究時間可以完全摸透的，而田野研究的價值也不並在此，從文化相對論的角度而言，他永遠不會完全了解多瓦悠文化，正如他的皮膚永遠不會變成黑的。可是研究的過程，那種在渾沌中突然靈光一閃的發現感動，卻深深撼動這個天真的人類學家。
對於所有身在田野、或正準備進入田野的人而。巴利的經驗雖然或許比不上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的熱帶憂鬱經驗，然而他在田野中的困頓、反省與體會，都將有助於所有研究者建立一些基本的態度，掀開田野研究的神秘帷幕，摘掉學術理論的虛無光環，田野研究，就是進入另一種未知生活的挑戰。

小時候，奶奶偶爾帶著我和弟弟去親戚家串門子。有位遠房姑媽出國學跳舞，回國開了間舞蹈教室，還經常上五燈獎擔任評審，在親戚之間小有名氣。

第一眼看見穿著芭蕾舞衣的姑媽，她正在教課。輕盈靈動的旋律迴盪著，年齡與我相仿的小女生們認真地伸直腿、優雅地轉圈圈，對著鏡子，微微抬高的下巴，挺直的背脊，順著身體延伸成一完美的弧線。我羨慕極了。

回家告訴媽媽，姑媽的芭蕾舞班有好多跟我一樣大的小孩，媽媽說：「學芭蕾舞不是都很小就要開始學了嗎？妳已經長大了。」我忍著不哭，心裡暗暗自恨：「我為什麼已經長大了呢？」

已經長大的我，對芭蕾舞仍戀戀不忘。因緣際會地透過一個熱愛芭蕾舞的學妹，再度踏入舞蹈教室，距離當年長大的我，整整十七年。

如果十歲跳舞太晚，二十七歲開始會不會太可笑？

我懷著忐忑又興奮的心情，從暖身開始，慢慢進入基本動作，練習控制腳尖的弧度，伸展手臂，注意呼吸，隨時保持平衡的肩膀以及微微抬高的下巴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彷彿回到了十七年前，那個一心想要學跳舞的小女生。

然後學會了小跳，腳尖在地板上來回交錯地落下、躍起，之後加上手的動作，跨步跳耀的姿態，還沒開始學跳小品，我已經開始幻想自己跳天鵝湖的樣子。

終於，我圓了童年的芭蕾夢，雖然我沒有把握真能上台表演，至少在舞蹈教室裡，我是那不死（心）的天鵝。

【記者雲小小松山機場報導】根據新聞傳播學理，記者作為新聞傳播的第一號守門人，理當秉持公正客觀的基本職業道德跑新聞，然而，隨著新聞文化工業的競爭愈趨白熱化，記者與時間競爭的工具也隨著科技的進步而發展出不同的形貌，甚至逐漸改寫新聞的傳統定義。

松山機場人潮熙攘，外頭是春天慣有的細雨飄飄天氣，機場大廈空氣中悶著一股不安的氣氛。一群準備前往外島採訪的記者，焦急地詢問主辦單位：「飛機到底飛不飛？」空氣中傳來航空公司的廣播：「X點X點從台北飛往XX的飛機，因機場關閉而停飛。」

「飛機可以飛，但是機場關閉，我們沒辦法降落。」公關人員皺著眉頭向記者們解釋，原本是一趟愉快的離島出差，卻因為不可測的氣候問題而產生變數。「那我們就不去了嗎？」記者問，「嗯，如果大家願意等，我們可以等等看，說不定機場隨時會開放。」
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隨著一班班取消的班機，記者們的期望漸漸落空。大家心裡有數，離島的雲層今天大概沒有希望升高到一千五百公尺，就算航空公司願意為記者們加開班次，機場也不會因此而冒險開放。

截稿時間逐漸接近，記者開始緊張：「如果今天不去，我要去找別的新聞了，否則今天沒辦法交差。」盡責的公關人員馬上拿出一疊已經準備好的資料，圖文並茂，安撫記者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資料都有了，有官員說法、地方人士的意見、當地的實際狀況，還有圖片噢，你可以寫啦！」「可是我根本沒去啊，我怎麼寫？」記者很為難，明明人在台北，難道要把稿子發回去，然後人突然現身辦公室，說，我回來了！這太荒謬了吧！」「可是XX晚報的記者已經把稿子發回報社了啊，他還是 XX（離島）報導呢！他都發了，你跟著發沒問題啦，而且這些都是真的，只是你人沒到現場而已。」

「但是我人沒到現場，這樣的報導算數嗎？還要掛我的名字，不對吧！」記者隱隱覺得職業道德不該如此輕易踐踏。公關人員仍鍥而不捨地勸說：「有官方說法，有地方居民說法，這些都是事實啊，你又沒有造假。」「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記者本人不在現場，所以我沒辦法寫。」於是，趕著截稿前找到新聞的記者匆匆離開機場。

終究，那篇失去主體的新聞稿沒派上用場，那些早已預備準備攻佔新聞版面的「新聞」，也消失在細雨紛飛的初春傍晚，因為沒發生，所以新聞稿成為「假事件」，但是，這樣的「假新聞」，到底有多少呢？有多少因為記者的良知而消失，又有多少因為記者的一念之差而成為新聞？

也許這只是冰山一角，也許答案太可怕，若抱著懷疑心態看媒體，恐怕日常生活都要變得太沉重，但是媒體需要被監督，由小可以見大。

按照課程進度，這個禮拜的傳播技能課要給學生上「新聞稿撰寫」，但是昨晚改了全班55份的人物專訪的作業之後，我發現這一班有好幾個外籍學生，再加上我們三劍客已對「范進中舉」改到反胃，我決定給學生不一樣的課堂作業。

第一堂課發下講義，開始講解如何撰寫新聞稿，從找新聞、資訊收集，到新聞稿的5W1H元素、倒金字塔結構、所謂「客觀公正」以及記者如何處理資訊不平等的新聞等等。看他們聽著這些抽象的概念，一臉認真卻茫然的表情，我講了幾個品牌的新聞故事，李維牛仔褲的血汗工廠醜聞如何被轉化為社會公益導向的品牌故事，以及慾望城市這類時尚電視劇，如何建構出不實際的品牌迷思及背後的商品操作。

這些都跟新聞寫作直接關係不大，但是我告訴學生—未來的廣告人—如何掌握新聞稿的寫作，寫出讓人一目了然的資訊，擊中閱聽人的心坎，那麼商品就有機會賣出去。相對地，學生也能從解析新聞的角度，破除媒體加諸在新聞報導中的商品迷思。

第二堂課，原本計劃讓他們重新改寫上禮拜的「人物專訪」，以新聞稿的形式重新寫過，但是由於我覺得他們的人物寫得不甚精采，就算改寫，精采程度提昇不了多少，因此我提出第二種方案—讓他們到校園實際採訪20分鐘，然後回教室寫作，這原本是三劍客討論出來的替代方案之一。

然而，想到寒流來襲，要學生到校園採訪，可能有點強人所難，於是我提出第三個方案，在班上舉行記者會，邀請外籍同學上台座談，其他人成為採訪記者，負責提問與採訪。學生感覺頗為難，因為我不想強迫他們，但是要他們選擇，其實也是一種不得不。但我還是做了。

幾經討論與舉手表決，他們選擇了第三種方案。

我要求班上同學先徵詢外籍同學的意見，結果有四位願意上台，分別是港、澳、馬來西亞及韓國。其中韓國的女同學才十七歲，大概是全班年紀最小的。

韓國女生覺得台灣蟑螂很大隻、食物比較油膩，但是台灣男生比較親切，媽媽喜歡台灣男生，希望她有機會成為台灣媳婦。

香港男生覺得台灣和香港環境差異不大，他但是台灣人的政治狂熱讓他無法理解，他擔心萬一阿扁真的宣布台灣獨立，那他該怎麼辦？全班哄堂大笑，他說擔心學成之後回香港找不到好工作，因為政府機關優先錄用大陸的大學畢業生、其次才是香港，如果是台灣大學畢業，恐怕很難找工作。

澳門男生擔心的和香港差不多，也是出路的問題。但是他的台灣經驗比較特別，他覺得台灣「太大了」，即使有捷運也不方便，因為澳門小小的，交通便利又快速，到哪裡都花不了多少時間，但是他去過新竹、桃園、台中，覺得台灣不僅交通不便，離開台北之外的地方都很落後，讓他很失望。

馬來西亞男生說在台灣騎車得要心臟很強，並且「快狠準」，因為沒有人告訴他，台北市以外的紅綠燈都是參考用的，害得他在街頭不知所措。另外，他對台灣的生活也頗多抱怨：消費物價太高、夜生活貧瘠，除了Pub、夜市之外，沒有一般人的休閒場所。

他說，馬來西亞的生活步調比台北悠閒，一般人晚上會到「茶當」去喝茶聊天，但是台灣的休閒偏向玩樂性質，不是「平民階級」消費得起的。他也舉了一些例子說明物價高昂的不合理，讓台灣同學理解到外籍生在台灣生活大不易的真實處境。

台下的台灣同學不時因為外籍同學的特殊觀點而爆出陣陣笑聲，也透過這些同學眼中，重新認識了他們原本熟悉的台灣社會。看著他們專注的神情，或著搖頭不以為然、或著興味盎然地聽講，在寒流來襲的冬天，R202像一盆溫暖的小火爐。

教室外寒風颼颼，教室內討論熱烈，下課鐘聲響起，我開始期待下禮拜的上課，下禮拜，他們會交來什麼樣的新聞稿呢？我開始期待。

上課鐘響，匆匆進教室，踏上講台，就聽到學生一陣驚呼「哇！」
這是第三個班，經過前面兩個班的洗禮，我已經很清楚他們初次見到我的基本反應。他們會充滿好奇、興奮地打量妳，直到妳說每堂課都有課堂實作，最後一堂還要集體作業，他們才會開始恢復正常，開始和妳討價還價。

第一堂下課，幾個學生湊到講台上來。「老師，可不可以問妳一個問題？」「嗯！什麼問題？」「老師，妳幾歲啊？」「你猜啊~」我反問他，「應該不到30歲吧！」「老師的年紀會困擾你嗎？」「啊？不會啊！」學生呆呆地回答，好一會兒才發現我在虧他。

下課期間，總會有幾個學生靠過來，圍成一圈問東問西。功課的問題、生涯規劃、甚至還有人把其他課「媒體識讀」的課後作業也拿來問，而我一概有教無類，除了私人問題之外，知無不言、言無不盡，後果卻是自己完全沒有下課時間。

教授這門核心學程的各系教師曾經開過檢討會，討論課程進行的情況，不少教師提出學生出席與學習態度的情況不佳，討論該如何從分數上鼓勵╱威脅學生積極參與。然而，必須考量的是，每班學生的狀況不同，不同的科系、班級氣氛以及學習動能，怎麼可能要求一致的對待方式，有教無類的態度對應的應該是因材施教的方法，教學相長，教學中的不平等關係應該儘量消弭，而不是拿分數來增加不平等的對立關係。

也許，正因為我離校園生活不遠，回想大學生活，總是一片迷茫，直到研究所階段始有撥雲見日之感，研究所四年間，才真正感受到所謂學問，正是在那問答之間的靈犀相通，靈魂碰撞的小火花，從而延燒出自己的野火，學著問問題，是學習的開始。

研究所的教授給我最大的收穫是，不管我問出多外行的問題，他永遠不會不耐煩地要我回家多讀點書，他的耐心讓我建立起信心，並自覺自己不該重蹈覆轍。現在，當我面對學生的問題時，也期許自己可以更多點耐心，少點批評。

希望他們的確能學到一些什麼，而不是上課聽得很精采，下了課卻只記得笑話。教學相長，說來容易，真要做起來，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呢！

秋日靜好，陽光懶懶地曬著操場上流著汗打球的男孩女孩，青春氣息洋溢校園，
走過操場PU跑道，爬上大禮堂的階梯，進入大門，再下樓，找到A101教室。

經過了許多年，再踏進這裡，人事已非，連建築結構都改得無法辨認。從前的社桌而今安在？那個老是說這個不准、那個要上公文的助教也添了幾分成熟，笑著招呼我：「老師好。」

A101是學校少數的大教室，小劇院般的階梯座位，視聽設備齊全，獨缺麥克風。
學生三三兩兩進入教室，我拿著數位相機到處亂拍，捕捉到幾個早到學生百無聊賴的發呆表情，幾個正亢奮討論的年輕女孩，更多的是一臉純真、雙眼朦朧、心思靈敏、充滿好奇的新鮮小大一。

我偷偷打量他們，他們也不以為意。雖說剛開學，誰也不認識誰，在這個不大的校園裡，摩肩擦踵一陣子，就算不認識也有三分面熟。

鐘聲響了，小大一陸陸續續進教室，我看了看手上的名單「口傳一甲」，待眾人坐定，我起身走上講台，背後傳來此起彼落的驚訝聲音：「啊？是老師？」

轉過身來，看見六、七十道眼光從四面八方朝我而來。我先釋出善意：「給你們三分鐘，結束你們的話題，三分鐘之後上課。」小大一們楞了一下，會意過來之後即刻陷入一場喧鬧，彷彿為了回應我的好意。不到三分鐘，突然有人發出「噓」聲，示意全班安靜，骨牌效應般，不到十秒，全班靜了下來，靜下來的小大一，一臉興味地看著我。

我先聲明，因為教室沒有麥克風（突然消失），所以上課需要安靜，否則老師講不下去。他們沒說話，用沉默回應我的要求。接著，我開始介紹課程，以及接下來的幾堂課所將會面臨的內容與作業。

小大一們反應活潑，該安靜的時候不說話、講笑話的時候哄堂大笑，提問時也熱烈回應，讓我一時間感到受寵若驚，弄不清到底是我教得好，還是他們太會做人？

下課時，幾個學生圍過來問東問西，連該參加什麼社團、要不要轉系的問題都丟出來，希望老師指點迷津。我想起自己大一時，根本不在乎老師說什麼，難道是時代變了，還是這些小大一真的太迷惘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