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雲流水帳

那天與Janine相聚，她問我：「社長過世時，妳當下的感覺是什麼？」

Janine知道，原本我們去醫院探望，結果卻見到了最後一面，突如其來的噩耗，讓我們措手不及，幸好，而後一連串的追思紀念與研討會，讓我們暫時沒空理會情緒，讓忙碌繁雜瑣碎的事務包圍淹沒，逃避自己不敢面對的情緒。

長這麼大，這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死亡，而且是關係如此親近的Lucie，那樣的衝擊與震撼，一想起她、聽到親近的朋友談起往事，還是忍不住掉眼淚。

上禮拜天，社發所舉辦的一場理論與實踐的開拓：紀念Lucie研討會上，邀請UCLA的John M.Liu博士與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蘇耀昌，分享他們當年師承Lucie的研究經驗。他們說，Lucie爭取權力相當剽悍，對學生的要求嚴格，同時，她非常懂得找資源，學生需要工作、獎學金，她總是有辦法幫忙。

中國社科院與廣州中山大學來了幾位教授，其中一位前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劉玉遵是Lucie當年勇闖中國做廣東台山僑鄉研究時的見證人。他說，當年Lucie提出做研究就是要跟農民同吃同住，要求住農家。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條件很差，勸說她也無用，只得讓她住進克難的農村，但她卻不以為苦，每天興高彩烈地去串門子拜訪鄉民。

甚至在訪談時碰了釘子，鄉民以不識字為藉口，懷疑這美國來的教授意圖不明，她決定放棄傳統的問卷調查，跟大家做朋友，開放研究團隊的住所，歡迎大家來聊天，甚至也幫忙不懂英文，想申請到美國去依親的鄉民看文件、寫家書、尋找在美國的親人。

她的善意與行動使得計畫推展順利，口碑傳開，很多鄉民主動來找她，拿出家中珍藏的歷史文件與在地刊物。從晚清到民國政府時期，台山出版的刊物居然不下120種，不少是由某一村莊或某一姓氏宗祠發行出版，保存了當地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的珍貴資料。當時有一份台山全縣發行的「新寧雜誌」尤其特別，創刊於1909年，直到1949年發行了1096期，不只在當地大受歡迎，更發行到美洲，深受海外華僑的喜愛，從內容中也能窺見當時僑鄉與僑居地之間緊密的往來聯繫。

聽著台上的教授老淚縱橫地懷念他們當年的情誼，我想起Lucie曾說過，她從前在台山做研究，因為農家沒有浴室，每天傍晚洗澡時，是農家用簡單的竹籬在院子裡圍一間沒有屋頂的小隔間，然後把水從上頭倒下去，「我就這樣洗澡！」我還記得她那炫耀得意的表情。

那大約是我從麗江自助旅行回台後，我得意地想證明自己「可以吃苦」，因為她之前從中國帶了一本書給我「甜的吃、苦的也吃」。我說為了跟當地融成一氣，我也沒有要求天天洗澡，最長的記錄是三天才洗一次。

她聽著，微笑著，然後說起台山的故事。在此之前，我從不知道她有過這樣的農村經歷，以為她大學打五份工已經夠傳奇了，沒想到她到了四十幾歲還有勇氣放下身段與美國優渥舒適的生活，跑到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農村長期蹲點，但她從來不主動說這些往事，我們也不會追問她的過去，現在想起來，很自責為什麼我們毫無警覺，當真以為她是超人，每次病癒後神采奕奕地出現，就以為沒事了，以為她一定熬得過這一關，然後哪一天又會笑咪咪地問我：「周末有空一起吃飯嗎？」

許多懷念她的人都說，Lucie有一種天真的氣質，想做什麼就去做，也支持別人這樣做，不問成敗，卻十分在乎過程。重視問題，但不一定要有標準答案，因為「問題提對了，事情就解決了一半。」

研討會的四場討論中，有三場的與談人都在台上掉眼淚，台下此起彼落的跟隨，一位中國的學者說得很妙：「Lucie有一個特點，她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跟她的關係特別好，但Lucie也很神秘，我們彼此都不知道她跟別人在做什麼，所以今天我們得開個研討會，大家彼此交流交流，才知道她到底做了多少事情……」

他說，Lucie對於當代社會有一種急迫感，擔心很多事情再不做就來不及，而她也是這樣才會讓自己永不停止地工作，話還沒講完，這位一副北方彪形大漢的教授突然扭曲了臉，傷心地哭了出來。主持人是東海大學的高承恕老師，他草草地結束了這場論壇，免得自己也跟著在台上淚崩。

我一邊擦著眼淚，看著周圍靜默掉淚的人們，突然覺得，這多麼像是一場集體心理治療，一群曾經與她共事、共同奮鬥的門生故舊，各自分享我們所認識的Lucie，在她生前我們也許並不認識，但她走了之後，我們卻因著繼承她的精神遺產而成為一個想念的集體。

在台灣首創外配識字班的曉鵑完全不知道，Lucie早在四十年前就在洛杉磯的唐人街做過一樣的事情：識字班、托兒服務、組織婦女防治家暴；主辦越南四方報的張正也不曉得，原來Lucie三十幾年前就為唐人街的新移民辦過母語刊物；而我到現在才知道，她為我拆除了多少玻璃天花板，她總是不吝惜提供機會、視野與資源，她教會我不要輕易妥協，永遠都要相信自己做得到。

我想，Lucie走得沒有遺憾，遺憾的是我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