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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個禮拜,十一和我接待了兩位對岸的中央廣播電台的記者,他們是對岸的媒體派駐台灣的採訪記者,多半以文化交流的名義來台,每個媒體配額有限,新華社、中央廣播電視台等等,統統只有兩個配額,要向陸委會申請,連南下採訪也得報備,大概是怕他們從事「情報」工作吧我猜,可是,採訪這回事不就是收集情報嗎?

十一說,上回來的記者派駐期間全程都住福華飯店,真是大手筆,雖然派駐期只有一個月,不過這樣住下來還是所費不貲吧,中國媒體果然是火紅的產業,從駐台記者的待遇就可略知一二。

聯繫十一的是位女記者,到了飯店,她才說,「長官」也想一起聊聊。女記者來台第三次,長官則是第五次,也算是熟門熟路的「台客」。寒暄一番後,十一建議去參加「611搶救樂生」遊行,感受一下台灣社會運動的活力,於是搭小黃到文建會。

在車上,女記者非常健談,我們聊得很忘我,司機先生突然問:「你們是從大陸來的嗎?」他一邊開車、一邊偷聽我們聊天,聽得很入戲,居然開口糾正我:「ㄟ,妳一直說中國,這樣不對,妳應該說大陸,或是中國大陸?」「為什麼?」「因為我們都是中國啊,妳這樣說,就顯示了妳的政治態度。」司機講得振振有辭,兩位中國記者卻有點尷尬地笑。

到了文建會,黑手那卡西正熱力十足地在台上唱歌,台上台下呼口號熱烈萬分,如果地點不在文建會、台上沒有樂生的伯伯們綁著布條、拿著海報控訴政府不義,那激情的氣氛真會讓人以為身處海洋音樂季現場。

連線的SNG車工作人員、攝影記者、手拿各式麥克風走來走去找人訪問的電視台記者,散發遊行文宣的辣妹義工,青春臉頰泛紅、額頭綁布條充滿正義感的年輕人站滿文建會前小小空地。

烈日當空,台上正在宣佈,等一下請大家讓路給「苦行組」義工,他們要效法柔性反抗WTO的韓國農民,以「六步一跪」的方式,從文建會一路「跪」到總統府,以肉身感受些微樂生療養院的叔伯阿姨們一生被剝奪的痛苦。

中國記者們當然也不落人後地開始拍照、紀錄,不過,他們好似不太關切主題,反而對「這樣的議題能吸引這麼多年輕人」而感到好奇。女記者問我:「我以為這題目只有老年人會關心,沒想到這麼多年輕人啊?」「這是台灣社會運動,和政治運動不一樣,這些學生都是自動的,不是被運作出來的。」我一邊解釋,一邊也發現好些熟面孔,拍紀錄片的阿烈、社大阿德、環盟的學淵、和霖以及公視的同事佳珣,還看到夏鑄九,大家都來了,怎麼跑來跑去都是同一批人呢?

拍來拍去,跑來跑去,和朋友寒喧,幫他們解說,我們還意猶未盡,兩位記者卻說:「差不多了,找個地方喝杯咖啡吧!」

前一天才體驗過凱達格蘭大道「反扁」遊行的女記者說:「真是開了眼!」,連著兩天都碰到遊行,而且民眾都這麼激情熱烈。「這是台灣社會的常態,民主自由,人民有表達立場的權利。」我有點小驕傲卻不失態地解釋。

「這樣的動盪,媒體大幅報導,難道不擔心造成負面的社會觀感?」話不多的長官開口了,他的話讓我驚心:「在中國,媒體說什麼,大家都會相信,所以我們做新聞的時候,一定要謹慎考慮後果。」他提到媒體的道德責任,台灣的媒體人,只擔心自己的新聞不夠聳動,並不擔心會有人因此想不開。否則,那麼些個因為「人言可畏」而自殺的新聞人物,還不夠讓媒體警惕嗎?

中國媒體有所謂的「政治指導」制度,言論受到管制,雖然跟著改革開放逐漸有鬆動,但不聽話的媒體往往遭到很嚴酷的處分,要不撤換總編輯、丟工作,甚至逐出新聞界都時有所聞,這樣的環境下,記者往往被視為當政者的「傳聲筒」、「政令宣導」,然而,他們居然問我:「台灣記者擔不擔心這樣的報導引起社會不安?」

大哉問。我也好想問問大家,會不會不安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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